朱熹中期书法欣赏:远溯钟王兼绍北宋硕儒

书法

朱熹晚期对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书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前期的颇有微词转变为充分肯定。朱熹眼界的打开,生活的磨难,以及学术上的成熟和书法认识上的提高,都在促使技法工夫已臻高水平的朱熹向往一种自由的境界。朱熹暮年曾经明确表示:书法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朱熹中期书风是指淳熙六年至绍熙五年的书法风格。均表现出较为相近的远法王羲之、近绍北宋先贤的面貌,只是前后的个人风貌程度略有浅深之别而已。在书法创作上远溯钟、王法书,兼绍北宋硕儒先贤遗迹;在书法观念上提倡书字时甚敬,反对争出新奇以投世俗之耳目的时风流弊。值得注意的是世传朱熹大字,往往气象森严,仪态端朴,与小字行草书札等相异趣。   
朱熹中期书风是指淳熙六年至绍熙五年的书法。本阶段的朱熹传世重要书迹,从淳熙九年的《赐书帖》、《卜筑钟山帖》,到淳熙十四年的《季夏帖》、淳熙十五年的《任公帖跋尾》,再到绍熙五年的《向往帖》、《秋深帖》、《大桂驿中帖》,均表现出较为相近的远法王羲之、近绍北宋先贤的面貌,只是前后的个人风貌程度略有浅深之别而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传朱熹大字,往往气象森严,仪态端朴,与小字行草书札等相异趣。

   
朱熹晚期书法是指庆元元年以后的书法风格,主张“皆由自家使得方好”的书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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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熹的书翰和文稿(指朱熹《允夫帖》和《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来考察,不仅没有汉魏遗意,而时代的风格和他本人的特点,倒表现得特别浓厚。《允夫帖》,又名《七月六日帖》、《致表弟程询允夫书翰文稿》等。信札二幅,此为七月六日帖,后有元、明两代共11家的题识跋浯,内容包括朱画象像。明王鏊《震泽集》云:“晦翁书笔势迅疾,曾无意于求工,而寻其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蠖,岂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耶。”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卜筑钟山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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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熹完成在这一时期的传世书作,后人曾有以下的评述:余尝游匡庐,至白鹿书院,周览古迹,见(朱)文公先生所书“贯道”之桥、“风泉云壑”之亭及“白鹿洞”等题扁,鑱诸石上,宇径尺余,笔力苍古,气象方严,自然令人悚敬。及归,阅家中旧藏文公与芗林向氏书尺,清劲温润,如瑶台春晓,珠光玉华,又自不同。乃知先贤道德充积,精英之发,无施而不当也。宽伏读(朱)文公《与时宰二手札》,大儒君子恬静刚正之气,数百载之下犹充溢纸墨间。

朱熹书法作品【允夫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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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书法的时代风格和本身的特点,仍然是主要的,其中自有新的因素存在着。在所有的因素里,最为突出而明显的,却是时代风格。这里所说的“时代风格”便是“宋人尚意”,也就是朱熹暮年在《跋十七帖》中明确表示的:“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卜筑钟山帖】2

   
自宋明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人们对朱熹的墨迹手稿给予了超常的关注,虽片言只字、断简残编,也必奉为珍宝。只要看看朱熹书作后大量的后代名人题跋,以及朱熹书作大量被后人伪造的事实,就可见其书法为人所重的程度了。在所有的评价中,陶宗仪《跋朱文公与侄六十郎帖》的阐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子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沈著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玙璠圭璧……略不用意,出于自然,尤可宝也。   
绍熙五年末至庆元元年初(1194-1195),是朱熹书法创作风格和书学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二个转折点。其时,朱熹已六十五岁。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底,朱熹奉祠南下,自此居考亭“沧州精舍”,直至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逝世,其中庆元三年(1197)前后“庆元党禁”高峰期间曾出外在闽东各地避难一段时间。

 

   
此一阶段,朱熹似乎更为钟爱北宋先贤遗墨。显然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时值理学(道学)在南宋达到了兴盛的局面,同时也面临着最危急的“伪学”之禁!《晦庵集》卷八四中的书法题跋明确揭示了朱熹在庆元年间曾大量观阅了张载、程颐、邵雍的书迹,对他们“大笔快意”而“书迹谨严”的作风表现出极大的赞赏。

   
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知南康军来到江西,淳熙八年(1181)三月离任,在职整整两年。期间,朱熹似乎以复兴文化为主要政事,以庐山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文化和书法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提倡北宋儒学和褒扬北宋硕儒的书迹。

   
从传世题跋还可发现,此一时期朱熹对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书法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前期的颇有微词转变为充分肯定。他说: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以道东西南北未尝宁居,而能挟此以俱,宝玩无斁,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视王公贵人,而独以夸于崎人逐客,则又有不可晓者。朱熹又说黄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想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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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1

朱熹书法作品【允夫帖】2

   
这一时期,在以下题跋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其为不易之论也。
来南康,得杨君伯起于众人中,意其渊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复恍然,思复见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康节先生邵公手书《戒子孙》语及《天道》、《物理》二诗,得之芗林向氏。刻置白鹿洞之书堂,以示学者。右伊川先生与莆田方君元寀道辅帖。后一帖乃嘉祐二年语,时先生年才二十有五尔。真迹今藏道辅曾孙友陵家。

   
从朱熹传世文字来看,在卜居考亭期间,曾大量获观了先贤墨迹,并做了大量的题跋,这些先贤书迹包括了邵康节“检束”二大字、《道士陈景元诗卷》(后有王安石题跋)、《吕仁甫公帖》、《严居厚兴马壮甫唱和诗轴》、《吕(正献)、范(忠宣)二公帖》、《伊川先生帖》、《官本十七帖》、《苏东坡书李杜诸公诗》、《杜祁公与欧阳文忠帖》、《东方朔画赞》、《蔡襄书杜甫前出塞诗》、《石本乐毅论》、《韩魏公(琦)与欧阳文忠公(修)帖》、《朱希真所书道德经》、《黄山谷宜州帖》、《蔡襄评书帖》、《欧阳修与蔡襄帖》、《东坡帖》、《曾鞏帖》、《黄山谷草书千文》等等,以及前辈、友人张浚(魏公)、赵汝愚(中简)、张敬夫、张孝祥、周必大、杨万里等人的墨迹,所有这些题跋文字均见《晦庵集》卷八三、卷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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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从朱熹本人的心态上来说,是当时朝野上下已占上风的将“道学”贬为“伪学”的讨伐声,和其后的“庆元党禁”之难,使他联想到了在“元祐党禁”时期的苏、黄等人的遭遇,于是不由得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同病相怜,甚或是借题发挥;而从书法认识上说,是经过前阶段对汉魏晋唐和大量北宋人法帖的学习与观摩后,朱熹终于有了认识上的改变,开始认可宋人书法中的“意趣”。因此,这种变化既是他书法观念的延续,更是他书学思想的升华。   
此时的朱熹也开始能够较为平实地看待他曾经深爱的王安石、黄庭坚、张孝祥等人的书法,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书迹和书事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秋深帖】2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盖其胸中安静祥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警焉,因识其语于左方。

   
淳熙七年,朱熹在南康见到了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已景仰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四纸,并为之作了跋,表现出对欧阳修书法的推崇之情:“欧阳公作字如见其文,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学者得之。”淳熙九年三月,朱熹再次在会稽王顺伯处见到了欧阳修《金石录序》真迹并为之作一跋;淳熙十二年四月,再出一跋。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书迹进行题跋,恐怕不仅仅是限于学术一途吧。

   
邹德久楷书《大学》,今人写得如此,亦是难得。只是黄鲁直书,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灵,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俱自要恁地放纵。道夫问:“何谓书穷八法?”曰:“只一点一画,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行夫问:“张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爱放纵。
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黄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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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书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的《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残卷是朱熹传世书迹的名篇,也是朱熹生命历程中的最后华章,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朱熹的书法成就和书法境界:富有时代风貌而个人风格卓然!对于这件真迹,后世有这样的评述:心画之妙,著书之苦,皆于此见之。

朱熹书法作品欣赏【大桂驿中帖】1

   
眼界的打开,生活的磨难,以及学术上的成熟和书法认识上的提高,都在促使技法工夫已臻高水平的朱熹向往一种自由的境界。此时的朱熹在学术上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书法上也终于胸襟豁然,领悟到了什么是书法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须是纵横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搦成团,捺成匾,放得去,收得来,方可。讫无补报,而徒失西游之便,每以为恨。今观此帖,重以慨然,又念仙游之日远,无复有意于人世也。【允夫帖释文】七月六日,熹顿首。前日一再附问,想无不达。便至承书,喜闻比日所履佳胜。小一嫂、千一哥以次俱安。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终是怯弱,饮食小失节,便觉不快。兼作脾泄挠人,目疾则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吾弟虽亦有此疾,然来书尚能作小字,则亦未及此之什一也。千一哥且喜向安。若更要药含,可见报,当附去。吕集卷秩甚多,曾道夫寄来者,尚未得看,续当寄去。不知子澄家上下百卷者是何本也?子约想时相见。曾无疑书已到未?如未到,别写去也。叶尉便中复附此。草草,余惟自爱之祝,不宣。熹顿首,允夫纠掾贤弟。

   
紧接着,淳熙八年(1181)十二月朱熹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次年九月离任。这一趟来浙东,对他的书法创作和书学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影响巨大的。浙东之行,朱熹不仅考察了书法圣地“兰亭”,而且大量获观了钟繇、王羲之等人的法书名迹,打开了书法上的眼界,从而把自己在书法上的取法对象直接定位到晋唐名家名迹上。朱熹传世书迹中书于淳熙九年和十年间的《卜筑钟山帖》、《所居深僻帖》等,无疑是这一取法的最佳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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