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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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

朝戈

我是一个蒙古族画家,也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主张在民族艺术中用情感说话。八十年代初,我的艺术还处在摸索时期,中后期出现了《大气》、《牧民的孩子》这一类象征性的作品,到了1988年到1990年之间,我开始宣泄强烈的情感,从写实主义向表现体征的绘画转变。90年代我相继创作了《平安者》、《年轻的面孔》、《站着的人》、《西部》等作品。《西部》是我比较重要的作品,表现了90年代以来知识界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敏感者》是我在1990年画的,那时我特别想通过绘画探讨情感意识与社会之间的奥秘。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已经尝试用意识与心理层面来承载社会,此时我对中国现实社会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感,内心充满强烈的质疑和冲突。89年我曾经有一个古典主义时期,89年的《红光》就表达了一种具有未来感的信心,之后再也没有画过这类情感,总被人称为理想主义的终结。到了90年代以后,我的艺术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2000年以后,我更多的通过象征性的人物表达精神的升华感。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用艺术的手段有针对性的表现现实,使艺术具有高度的升华感。这十年来,我一直努力捕捉能够代表中国的优秀情感和思考,而不是随着潮流追寻那些时髦的情感,仅是那些形而下的情感。我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艺术家比较注重人类的历史传统,我们生活在历史的某一瞬间片段中,要做到不被这一历史瞬间征服,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些有关人类生存和存在的价值性的问题,并为此付出实践。这就是我在90年代末20世纪初进行了一次十国之行,这次十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了解两三千年内人类文化的总体形象,以便于解决我对于现实,自身价值和整个知识界的涣散所产生的迷茫,这个说起来比较庞大,但是目的基本达到了。我一直避免一般性的再现作品,力求将蒙古民族性格中的大情感带入艺术中,创立一个属于东方的,蒙古的,纯粹的,史诗般的风景作品。所以,我尝试用浪漫的风景演义蒙古族的历史。比如1997画的《鄂尔古涅坤》,这幅画将一种很蓬勃的诞生力量凝聚在影像中心,这个情感跟其他民族不重复,他只属于草原。这种用风景来隐喻历史和民族精神的作法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使艺术具有较高的含金量,这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支柱与目标。有些朋友说我是在孤岛上的,我确实是在孤岛上,我守着一部分艺术家确实应该有的历史感,他不仅仅以这个时代的某个片刻来解释世界,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坐标,这就是我们这代人需要做的重要努力。(王双整理)

艺术的历史往往被描述为各种样式不断涌现而又不断更替的过程。在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的艺术尽管还没有退入历史的空间,但如同这个国家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从社会形态到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一样,它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就像是历史的浓缩—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艺术的“现实”主要是由艺术的各种“历史”同时重现而构成的。对来自西方的异质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交织在一起,催生出极为多样化的艺术观念与表现语言,由此构成中国当代艺术令人迷幻的视觉景象。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中国艺术家是幸运的,他们经历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又得以享受社会开放与信息便捷的条件,能够自由地取用多种艺术资源进行自己的创造。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面临挑战的,因为无论是来自历史还是来自现实的文化产品,都极容易使他们深陷迷惑。来自历史的影响容易使人跌落在传统艺术的漩涡中成为某种风格的继承者,而来自现实的文化则像一条充满嘈杂浪花而稍纵即逝、四处弥漫的河流,容易使人的精神处在散乱的状态之中。因此,如何在艺术发展中既能从容地选择和汲取自己所需要的艺术养分,又专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成为考量中国艺术家文化学养与艺术胆识的试金石。在欧洲出现画家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前,中国古代已将怀有文化理想的画家称为人文主义者画家,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他当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作出自己清醒的价值判断,他的创作动机就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眼前的事物,而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情感,创作的结果也就是使画中的形象具有某种精神性的指向与内涵。若以这种标准衡量中国当代艺术家,朝戈堪称有代表性的一位。

朝戈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中国向世界启动开放之门的文化环境中开始学习艺术的画家。就像这一代中国画家普遍的成长经历一样,他需要解决艺术创造中的技巧与内容两方面的问题。在他选择了油画这种媒介之后,他不像他的老师一辈中国油画家那样只接受前苏联和欧洲19世纪印象派绘画的影响,而是将目光投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品,从那里开始研究绘画的表现技巧。为了支持自己这种超越当时文化局限的选择,他和他的同窗提出了“向大师学习”的口号。在整个中国艺术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专制中苏醒和文化政策解冻的年代,这样的口号无疑显示了朝戈这一代中国画家新的理想。在研究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时,朝戈特别迷恋文艺复兴早期的波提切利和北欧画家丢勒等人的风格,在许多肖像作品中表现出对人物的理解分析,以有节制的色彩和清晰的轮廓线刻画人物的形象特征,同时塑造人物的社会身份。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中国画坛树立起了一股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潮流,他自己也初步建立起了一种个性的绘画语言。

朝戈是出生于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他的名字在蒙古语中是“火”的意思。这种民族身份和他在草原地区生活的经历,使他的性格具有一种表面寡言而内心充满激情的特征,并形成一种超越事物表象而探究本质的秉性。内蒙古草原宽阔的自然景象滋养了他宽阔的胸怀,他对自然之美拥有歌吟的热情和理想式的向往。而他进入现代都市—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之后,他的思想和情感则显出冷峻的本能,希冀超越现实的际遇,在描绘的事物中寄予像自然那样单纯的本质。这种追求实际上也就是他在艺术上对“人性”这个主题的最初关切,他曾说道:“我感到真正对人自身的、根本性的思考,就像处在干涸的沙漠中的生物面临荒漠和孤立。这个世界已在迅速地物化。我想,艺术应该能够探及人的精神生活,探及那些精神和感情的根本冲突,才能成为现在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艺术。”

每一个画家都有他自己关于“最好的艺术”的理解与追求,朝戈的绘画历程就伴随着他对绘画到底是什么的深层追问,这也正是一个学者型画家使命感的体现。他的艺术观可以称之为“社会心理学”型的,他要做的是让绘画“与人的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及最深刻的社会存在”发生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他以蒙古族人为素材,创作了《牧民的儿子》、《盛装》等作品,借助特定的民族形象,画出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蕴涵的朴素的品格,在刻画人物心理性格的同时,他自己的性格也在所画的人物中透溢了出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朝戈开始了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伴随整个中国开始进入消费化的社会,社会的价值观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艺术领域也同样出现了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许多艺术家在这个时期开始通过艺术来发泄内心的苦闷和对外部世界不满的情绪,这种群情激愤的结果导致了不同艺术家艺术创作类型的分流—某些艺术家陷入到了一种个人情绪的极端表达之中,包括用“波普”的方式消解历史与在中国社会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另一些艺术家却从对社会的批判角度切入人与社会和历史的关系,朝戈就属于后者。在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如《敏感者》、《西部》、《两个人》等人物绘画中,被压抑的情感转化为可视的图像,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向观众方向倾斜,如同逼近所描绘对象看到的强烈透视,显得不安与焦虑,甚至有几分神经质。主观化的色彩以及充满抽象意味的线条相互融合,传达出画家对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瞬间感受。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心理冲突,可以看做是变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被社会放逐和遭遇精神困顿的集体自画像。画中的人物与环境相隔离,既有深刻的思索、质疑、否定,又体验着孤独和外部世界的异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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