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欣赏/大篆小篆的过渡书体【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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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是当时秦国的字体写成,字体长方形,大小一致,后来的小篆就是基于这种字体,经过简约化而形成。
大篆的书法笔法丰富多样,线形变化多端,提按明显,字形体态没有较强的规则性,活泼自然;小篆的用笔法度严谨,线形提按不大。笔画上只有横、竖、弧,无撇、捺。结构呈长方形,讲究对称分布。篆书有大小篆之分,大篆有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大篆是指秦代以前的文字、书体,包括甲骨文、钟鼎文、籀文、六国古文;狭义的大篆专指周宣王太史籀整理审定的文字,即籀文。北魏郦道元:“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胡毋敬省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

 汉字字体演变的三个阶段:
  1、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演变为小篆:由形体随意、接近图画写实象形变为形体整齐、接近抽象符号。
2、小篆演变为隶书:又称为“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变化,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转折点,使汉字从古文字阶段进入今文字阶段,是古今文字的转折点。隶书打破了以象形为基础的构造方式,形成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象形意味更加淡薄,符号性进一步加强。
  3、隶书演变为楷书:字体结构基本没变,用笔有些变化。  

          
石鼓文临习要点是:其一结构形体方正(略显长方),讲究均衡对称,呈现图案式的装饰美。与大篆拉开距离,但不拘泥于“量”上的绝对均衡,横、竖、弧线穿插匀称,线条伸缩避让,体现篆书稳中求变的特色。章法严整庄重,字距行距相当,讲究和谐的错落和空间的大小对比;其二,用笔圆劲凝练,铺毫时需铺中有提,将线形控制在一定的“度”内;用笔力度处于大小篆的中间状态,遒逸朴茂。起笔、收笔多呈圆势。线条的方向性丰富多变,与小篆的线拉开距离。

秦刻符存于世者两件。书体皆为小篆。其中的阳陵虎符原藏罗振玉家,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字错金为之,不能拓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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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摹印:是写刻在印材上的字体。印材有大小,所以在写刻之前必须先予规画,这就为什麼称「摹印」的道理。这种字体的特徵是屈曲缜密。摹印,又称玺印文字。“摹”即摹画。《说文》:“摹,规也。”《汉书·高帝纪》“规摹弘远矣”注引邓展日:“若画工规幕物之摹。”又引韦昭曰:“正员(圆)之器日规。摹者,如画工未施采时募之矣。”因此。所谓“摹印”,指就印的大小、文字的多少、笔画的繁简、位置的疏密等,用规摹的方法画出来。战国以后,玺印开始流行,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玺印实物。玺印用途的特殊性和形状的特殊性要求其所刻划使用的文字必须增加变化,随形敷形,不拘一格,其文字的使用也以篆书为主。玺印文字的主要原则是追求美观典雅,并具备一定的私密性。从考古实物来看,战国到汉代的摹印文字变化不大。在一些随意的场合,汉代的摹印字体甚至加人了隶书笔势,以增加其古拙之气。美化点画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生造出一些形式,使点画更加繁杂,回转排叠的点画结构因此出现。到新莽时期,幕印又被称为缪篆。摹印文字因为非常实用,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

书法欣赏-石鼓文

秦书八体的解释: 1.大篆:所谓“大篆”是指秦、汉间人所见的较古的秦系文字,或是较接近这个系统的文字,但并不能包括一切的古文字。传说为周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的《史籀篇》中的文字只是这种古文字的很小一部分,类似于后来的童蒙课本《千字文》,所以《汉书·艺文志》认为《史籀篇》是周代史官教学童之书。一名「籀文」,则是据写者之名而称的。据段注,则含古文在内(见《说文》页七六六)。再细分,小篆当还有玉筯篆、玉箸篆、铁线篆、草篆等。秦代大篆书体的使用情况今天我们已无法搞清楚。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还保留了一部分据说是《史籀篇》中的大篆,数量不过几百个。由于这些大篆的书写已经被许慎改为小篆写法,所以除了其基本结构的差别外,其点画的原来面貌已经不可尽知,但从今天考古发现的东周、战国秦系金文和石刻文字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面貌。

    
《石鼓文》线条较金文书法更加匀整圆润,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整齐而略呈长方,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严谨茂密,用笔圆劲挺拔,笔道遒劲凝重,字距、行距开阔均衡,疏朗如晴空星月,字大逾寸,气韵淳古,雄强浑厚,朴茂自然,颇受历代大家推崇,是入手大篆的极佳范本。明朱简《印章要论》说:“《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

秦代留下的主要书迹是秦始皇巡行天下时的七块刻石,原石保存至今仅《琅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

    
《石鼓文》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石上,故得名。每石有一首四言诗,由于屡经兵火摧残,风雨侵蚀,故而漫漶颇甚。其中一石在宋代被改凿为臼,另一石也不存一字。据郭沫若统计,《石鼓文》字形完全的有465字。《石鼓文》有“石刻之祖”之称,鼓高90cm,直径约60cm,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文刻在10块鼓形石上,内容为记录秦国国君游猎之事,又称《猎碣文》。在各种书迹流传中,《石鼓文》最接近“书同文”的秦代小篆。《石鼓文》因是大篆、小篆的过渡书体,所以在艺术风格上,兼具二者之美,又避开了李斯篆书类似机械、工艺制作的单调形态。

秦代书法遗迹中最珍贵的要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一千一百余枚竹简。这些简文为墨书秦隶,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五、六年的遗物。唐张怀瓘《书断》在称赞程邈时说:“隶合文质,程君是先。乃备风雅,如聆管弦。长豪秋劲,素体霜研。摧锋剑折,落点星悬。乍发红焰,旋凝紫烟。金芝琼草,万世方传。”这段赞美程邈书法的词句用来形容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当不为过。这些秦人墨迹,是未臻成熟的隶书,能融篆隶于一炉,拙中见巧,古中有新,给我们提供了书法继承与革新的好范例。

书法欣赏-石鼓文临习

自周朝东迁洛邑后,历五百余年诸侯兼并和七国争霸。到了秦统一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如《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所言,各国“田畴异,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尤其文字。据说当时“宝”字的写法,有一百四十九种形态;“眉”字、“寿”字的写法也都有百种以上。在字的结体上,有的柔婉流动、有的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从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为之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但对统一的中国来说,却带来了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上的困难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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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献偶有提及秦书八体,却仍欠缺具体。继宋代后,金石学兴自清中叶,加上1898年发现甲骨文,以及近百年来众多的文物出土,如东周楚墓竹帛书、睡虎地秦简及两汉竹木简帛书,不少近代学者大量研究古文字,渐渐重建古代书体的发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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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又至之罘山今山东烟台西北,立《之罘刻石》。

郭沫若在谈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说;“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是有意识地进一步的人为统一。中国文字的趋于一统,事实上并不始于秦始皇,自殷代以来,文字在逐渐完密的同时,也在逐渐普及,由黄河流域浸润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西周所留下来的金文,是官方文字,无分南北东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印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大有区域性的不同。中国幅员广阔,文字流传到各地,在长远的期间发生了区域性的差别。”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是“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使文字更进一步整齐简易化了。这是在文化上的一项大功绩。”(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见《奴隶制时代》一书。)

二、秦始皇的书同文字-小篆书法的形成。   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和争霸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使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文字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这种文字差异阻碍了诸侯国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峰山今山东峄县境内,刻立《峄山刻石》。《峄山刻石》当是秦篆早期的代表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其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须仰视而观之。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有人分析这种整齐化一的风格,与秦朝政治理想是一致的。而总体上的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从相当程度上则表现了秦王朝统一时代的精神内涵与指向。《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于西安碑林。

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泰山刻石》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本质特征,更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流畅,疏密匀停,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最具秦小篆的特点和风貌。故唐张怀瑾对其大加称颂,赞其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部睡虎地墓地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竹简,其书体可以说是秦隶的典型。这些秦人的墨迹中虽然还保留了篆书的痕迹,但基本上已是隶书。

从汉字形体演变上来看,秦代是极其重要的一代。从书法发展上看,秦代以小篆光耀史册。现在能看到的秦代书迹有:金石刻辞、墨书竹简、诏权量文、刻符等。

短短的38年国祚的秦代,即有八种不同的书体,然《说文》里却没有仔细的描述这八种书体,后人难以理解这八种书体的面貌。
  

殷商之甲骨文刻辞,是早期人类与自然神灵信息沟通的一种企图,是蒙昧时代认识未知世界的记录和表达。商周于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即金文或钟鼎文,用以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显示富有、张显权贵。秦始皇刻石,则是用以歌功颂德,并将其开国大帝的丰功伟绩,刻于巨石,立于名山,与天地共存,如日月恒久。在这一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实现的过程中,不期然使石刻成了一种可以使书法长久留存的载体和形式。秦始皇几乎一生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终还是死了,而只有那些石刻还残留至今。也算是一种意义上的恒久与不朽了。

秦刻石,据《史记•始皇本记》记载,有泰山、琅邪台、碣石等六处七次刻石,《史记》录五篇文字。这些刻石是秦始皇东行郡县时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而刻的。相传都是当时大书法家丞相李斯写的,是当时的标准书体。唐张怀瓘《书断》称颂李斯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唐人书评》说:“斯书骨气丰匀,方圆妙绝。”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刻石的用笔,也正如韦续所说:“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其结体,平稳端严凝重,疏密匀停,一丝不苟。部分有纵长笔画且其下无横画托底的字,密上疏下,稳定之中又见飘逸舒展。这种结字方法,至今仍为人们书篆刻篆所沿用。泰山、琅邪刻石也正是这样。

秦代书法遗迹中有大量的诏权、诏量、诏版,大部分为金文。始皇时基本上都是篆书,不过结体渐方。这些诏书文字从传世者看恐怕多为下层小吏所为。因之,书体比泰山刻石阳陵虎符草率的多,够不上秦篆的标准体。二世诏版,则更草率,且多隶书笔意,有人称之为古隶。从汉字发展上看,这些出自民间书家之手的草率的作品对推动汉字形体演变作用极大。以书法论,就不如泰山诸石与阳陵虎符了。诏量之中最可称道者有陶诏量。这些诏量文字是在未烧制的陶器上用戳子印上字,再进行烧制。一九七三年在秦都咸阳遗址曾发现一枚陶印章,就是做戳子用于陶制品的。不过陶诏量文字比一般秦陶文漂亮得多。这种陶文刻画的意味少,书写的笔意浓,笔画圆融流动,变化自然,比起金文诏书的书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与李斯所书诸石及虎符书法媲美。又有瓦当文字如“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以及货币文字等,其书法都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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